八卦娱乐圈

　　作者是一个常年混迹于娱乐圈的娱记，她总是站在娱乐事件的背后闲看娱乐中心的非凡热闹。她笔下的娱乐圈有八卦，但少无聊，多了一点小反讽，小刻薄。普通百姓读了很受用。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自称博士的人讲养生，提到减肥时他强力推荐一种叫左旋肉碱的东西，据说吃了之后不但躺着就能瘦，还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类似于睡睡瘦之类的东西。我听时半信半疑，有这等好事？但还是忍不住去药店寻摸，果然，那药在节目一播出后就卖断了货。

　　多疑症让我上网去搜，有人举证说：那个博士是卖药的，他在电视上叫西木，淘宝上有个很大的卖家姓栗，栗者，西木也。在单位说起此事，我同事刚好认识该节目的制作方，她说：你可别信他们的，最近他们找的全是江湖术士。

　　我自认是个稍有判断力的人，为什么还是差点禁不住诱惑呢?归了包堆，就是对方抓住了我包括千万女性的弱点：永远想减肥，永远不想付出辛苦。我姥爷八十好几了，他目前唯一的人生愿望就是长生不老，所以他屡次上推销员的当，买了一大堆巨贵无比的健康床垫、健康净水器、保健药品，为了让他心情舒畅，家人对此只能保持沉默。每次上完当后，我姥爷总是振振有辞地说：“报纸上、电视上都做广告了，还能有假?”

　　我发现这个基因也遗传到我妈身上，她有时也这么反驳我。我很冷酷地打碎她的幻想：“我就是干媒体的，媒体见了钱也是孙子。”奈何她不信。

　　中国人一向有三人成虎的传统，只要很多人相信，不管是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都会引得另一批人堕入。另一个传统是中国人特别需要他人的教导，历年来畅销书的排行榜总有一个奇怪的门类占据，就是教别人如何为人处事。高级点儿的有《资治通鉴》、《三国演义》，低级的有早期林清玄、刘墉的心灵鸡汤；各类官场文学、职场指南；怎样钓金龟、怎么搞人际、怎么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还有现在各种雨后春笋般的中医养生。

　　读者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忽悠的。我听说，两大售书网的前三名基本都是做出来的，所谓做，就是书商付费自己买书买榜，读者一看：哟，这么多人买，一定是好东西，我不买就亏了。这就好像路边聚了群人看热闹，你也挤进去，不过就是一摊狗屎，看的人多了，似乎也成了金粑粑。

　　我现在形成的概念是：越红的书越不能买，买了一定后悔。有本书叫《杜拉拉升职记》，红得很起劲，电影、电视剧、话剧遍地开花，我看书时就大觉上当。文笔宛如初中生，你说人生哲理吧，哪怕最浅显的也谈不上；该书号称职场新人指南，说穿了，就是教人鸡鸣狗盗，那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人教，学习它的人也不用在职场混了。最可笑的是，主人公拼死拼活加班费神，搞了那么些小伎俩，最后工资不到一万，有这精神干吗不自己创业，或去干收入是行政十几倍的销售呢?看了只觉得职场女性可冷，看官场文学意淫的男人，大多是基层公务员或是这辈子早已与官无缘，而看这种职场书的女人，看的不是女人怎么混到行政总监，而是怎么边混边钓上销售经理，因为那经理月入至少十几万。

　　电影版大概也觉得这么做不值当，于是职场新人打扮成了职场女魔头，那一身花红柳绿行头的价钱，就连时尚杂志的总编也要靠借才能实现，除非女明星或者土大款的小蜜，才有此消费能力。如果外国人看了，真会觉得北京房价还真便宜呢!

　　节前跑电视口的几位记者聚餐，除我之外都是要跑春晚的，说起春晚，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大概只有在中国，一台晚会居然有专人跑专线。更有甚者的是，东三省的报纸有跑赵本山线的记者。为一个人开一条线，真是社会主义春晚特色。

　　通常各种晚会都由电视台的总编室或晚会节目宣传组负责，负责组织记者，召开发布会，信息共享，资源公开，生怕记者不理会。只有跑春晚的记者，必须像狗仔队一样，使尽各种奇技怪招，探得一星半点的虚实。而可笑的是，这台晚会的收视率逐年下降，今年（2012年）给几乎所有当红艺人（包括影视界）都发了邀请函，真正愿意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再也不像前几年上节目还需要各种潜规则，当然潜规则还是有，都是那些如过眼烟云的节目和艺人。

　　各家地方平媒的主任多在四五十岁，他们的惯性思维里春晚还是有关注度的，况且这段时间政通人和，没有选题，只好写这个。于是春晚节目组拿着这根鸡毛当令箭，通常只给所有媒体一次发布会和一次进场的机会，今年连发布会也要取消。

　　彩排要五场左右，每场都要报，各悲催的记者第一关要混进央视的大门。这道大门我进去过，守门的是武警，必须有出入证或里面的人出来开条子。我亲眼见过一个全国知名主持人（也主持过春晚），在门口被拦下时，用响彻云霄的中音斥责警卫为何不认得自己，警卫无动于衷。总跑央视的记者总有些门路，通过里面的熟人开条把自己带进去；没有熟人的就得花钱，买通保安，我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媒体怎么报销这笔费用。

　　进了大门不代表可以采访，他们都竖着耳朵观察着出出入入的熟脸们，看看能不能发现谁和谁不和之类的小插曲。想要进入演播厅，首先不能让自己的目光与保安碰撞，演播厅大门是保安把守，不像武警一丝不苟和认证不认人，他们看见名人会不加拦阻。

　　有位军旅歌手带着一个助理，助理手里捧着水杯，有个记者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假装是歌手的另一个助理，尾随着大摇大摆进去了。还有一位记者碰见范明，跟他抱怨，范明边和她扯闲篇：“怎么会进不去呢？”边示意她跟着自己，就这么聊着进不去的话题进去了。

　　他们在后台看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人际关系，却不能写出来，能写的只有老掉牙的节目单话题，老百姓应该早就不关心这件事了吧！

　　被迫跑春晚的记者多是长江以北的日报，这两年网络媒体已经不再硬性要求必跑春晚了。这些日报既要这些无聊的料，又出不起买断线人的钱，都难为在记者这里，他们赶在春运高峰期来到北京，腊月二十八最后一次联排结束后，只报销火车票的他们苦哈哈地买不到回程票。演员没法和家人过除夕是自愿的，可以从中获得得以走穴的知名度。早在春晚还有影响力的十年前，有位小品演员拿着一箱子现金来到春晚现场，和其他人吹嘘说，这是他上一年的那个小品挣来的。

　　即使记者不图利，他们也感觉自己在做着一件于国于民都很没有价值和建设性的工作。如果不是除夕夜只有这一台行政垄断的晚会，百花齐放的人民或许更愉快、更轻松一些。

　　百花奖是伴随着《大众电影》杂志而生的，这本杂志发行量曾经破百万，比《知音》、《故事会》还要家喻户晓。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封面上总是有一口白牙的女明星，脸膛红红的，像晒出来的高原红，又像是小照相馆里后期涂上的两砣胭脂。陈冲、张瑜、龚雪、洪学敏……经常是副导演在淮海路上找到的一枝花。内文里常有热烈的讨论，彩页用了一张外国电影中的接吻镜头，也能掀起全国读者对道德观的批判与思辨。

　　有时候我会遗憾我不是80年代的年轻人，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人们总是笑容灿烂。一个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搁到现在只能得到罐头笑声，可当时大伙笑得肺都要跳了出来。姑娘们穿条红裙子，就能为此在公园开个Party（聚会），引得众人羡慕的围观。街头有人放上一台双卡录音机，一群年轻人立刻跳起迪斯科，绝对不是卖艺的。女明星真的是原装，年龄也没有修改，双眼皮不是割的，很少有戳穿大气层的尖下巴。电影奖从不下“双黄蛋”，1980年百花奖的70万张选票是每个读者花钱买了杂志，全家一起商量着、争执着，郑重填好自己的选择，剪下答案，塞进信封，带着希冀和信任投进绿色的邮筒。这些信里往往还附着长长的情书，写给电影，写给他们喜爱的角色和演员，而不是用投票软件刷出来，也不是随意造假的点击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过于矫情，还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真的会沿路丢弃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珍惜，比如等待，比如纯真……我已经很少看到人们集体爆发的开怀大笑，我们的笑点越来越高，我们冷笑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我也看不到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在马路上飙舞飙歌；我更看不到哪部电影的票房没有兑过水，哪些奖没有事前商量好“分猪肉”，哪个女演员的领奖词没有排练过，迸出的是真的泪花。

　　百花奖也从观众一字字填写选票，变成不知组委会从哪里找到的社会贤达，坐在镜头前装模作样地按一下投票器。录节目时，人家问我：“五部候选电影你都看过吗？”如果断断续续瞟一眼电视也算的话，我看过三部。作为一个娱记，我不合格，可投票人他们全都看过吗？他们看进去了吗？观众都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