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的故事——风雨沧桑宣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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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武门自明代永乐年间开辟后，历经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曾经巍峨耸立的城楼在，1965年终成过往云烟。

　　它的兴衰过程和时代命运，依据城门派生命名的街巷、区片以及它们所在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各类人群在城门内外进行的活动及其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吹尽岁月的尘埃之后，都在微观尺度上展现着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具有北京独具特点的宣武门，从前世到今生，从文化到传承。

　　明代北京的规划建设与城门命名，与元大都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徐达率领的军队攻克元大都。失去首都地位的这座城市迅速降为北平府,而且按照传统的礼制要求，把北城墙缩进五里，从健德门、安贞门一线南移到仅用二十多天匆忙修筑的德胜门、安定门一线的新城墙，使其规模略小于当时的国都南京。孰料三十多年后风云突变，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永乐元年（1403）正月把北平提升为与南京并立的北京。此后十余年间，一直为迁都北京做着物料采集、工匠征发与规划建设的准备。

　　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以城市中轴线上的丽正门为对称点，左右分设文明门与顺承门，到明朝北平府时期依然如故。

　　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规划的宫城位置比元大都明显前移，留给皇城的建筑空间过于狭窄。因此，十七年（1419）十一月将南城墙向前推进大约二里，到达今天的前三门一线，三座新城门仍然沿用各自对应的元大都旧城门的名称。直到明朝已经开国七十年的英宗正统二年（1437），北京九座城门全面整修一新，大理石门额上雕刻的名称才去掉元大都的遗痕，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依次改称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

　　宣武门最初是京师的西南门户，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经卢沟桥向东北进入国都，最短的路径就是取道宣武门。蒙古瓦剌部在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土默特部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先后兵临北京城下，明军都曾在宣武门严阵以待。为了增加城市防卫屏障，保护日渐增多的城外居民，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着手修筑原计划环绕北京四周的外城，但施工仅仅二十多天就已经财力难支，不得不缩减为只包南墙一面。有了外城护卫之后，宣武门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变为连接内城与外城的主要通道。

　　借助城门名称表达思想观念或寄托远大理想，是我国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国都的城门命名尤其注重宣传教化功能。元代主持营建大都的刘秉忠，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他所作的城市规划，最接近《周礼•考工记》设计的理想格局。南北中轴线穿越丽正门，左右两端的城门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东西对称，城门名称的语词含义也彼此呼应。这些名称出自《周易》等古代典籍，极有可能就是由刘秉忠亲自拟定。

　　顺承门位于元大都的西南方向，对应着《周易》八卦中的坤卦。卦辞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意是说：坤卦的本原已经达到了至臻至善的境界，万物之所以能够生长，就是因为它们顺应和遵循着自然界的法则。以卦辞中的“顺承”为名，蕴含着顺天保民的治国理念，既符合元代统治者争取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愿望，字面上也具有庄重典雅的国都气派。

　　明英宗登基不久即改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把崇尚文治与宣扬武节视为稳定江山社稷的两大基石。这样的治国理念源远流长，春秋时期晏婴辅佐齐庄公时“事之以宣武”，就是以宣扬尚武精神来引导国家的施政方向。孔子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蕴含着文武共济、相辅相成的思想，两座城门更名的历史文化之源就在于此。左崇文、右宣武，与官员上朝时文站东、武列西的次序一致。

　　在承天门（清改）前的千步廊两侧，文官主导的吏、户、礼、兵、工各部以及翰林院在东，执掌杀伐的五军都督府与负责司法的刑部、大理寺在西，形成了“左主生、右主死”的官署分布格局。明清刑场设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世间盛传囚车经过的城门洞顶刻着“后悔迟”三个大字，或称箭楼西侧立着这样一块石碑，与城门名称中的尚武肃杀之气相互映衬。

　　明代修建北京外城后，按照与内城相同的制度设置八个坊，宣武门外自北而南依次有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靠近城门的北部关厢地带人烟稠密，相对空旷的南部和西部寺庙林立。最著名的有始于唐代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崇效寺（尚存藏经阁），辽代的天王寺（今存天宁寺塔），明代的大报国慈仁寺（今报国寺）、长椿寺（今宣南文化博物馆）等。到清代，源自坊名的“宣南”成为外城西部区域的代称，遍布街巷胡同的大小寺庙多达三百余座。

　　清初强制推行“旗民分治”制度，不在八旗之内的官僚士绅和百姓只能居于外城。各地前来应试的举子，将本求利的商人，等候派遣的官员，大多暂住在外城的会馆。这是在京做官者为同乡来京修筑的馆舍，或者是商人建立的同行聚会之所。

　　从前冷清的宣南迅速成为士人聚集区，清末民初统计，这里的会馆多达500余座。戊戌变法的著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南海会馆、新会会馆、浏阳会馆。文学家李渔、龚自珍住广州会馆和番禺会馆，马克思《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人、倡导货币改革的王茂荫住歙县会馆，诸如此类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在宣南地区，菜市大街、骡马市街、魏染胡同等街巷，镌刻着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印记。

　　众多的戏楼和梨园名家故居，是此地作为戏曲文化中心的标志。大量的戊戌维新、学校教育、资讯出版、商业手工业史迹，记录了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以清代士人故居、会馆、祠堂、碑刻、书籍及其它纪念物为载体，以士人的文化创造为核心，包括文化商业、戏曲发展、会馆组织、休闲场所等要素在内，积淀为近几十年以宣武门为地理原点命名的“宣南文化”，并且很快成为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之一。

　　城墙与城门的兴废，是城市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见证。伴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变革而来的城市近代化建设，开始有限度地改变了北京的古都风貌。城楼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功能不复存在，环城铁路在宣武门箭楼外绕过，瓮城内高大的椿树环抱着小小的关帝庙、卦摊、陶器店铺，瓮城外则是嘈杂纷乱的近代都市。半个多世纪前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则使这个过程骤然提速，带有旧时帝都痕迹的城墙以及宣武门等多数城门被拆除。时过境迁之后虽然有些人感到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却不失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