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文化·器物】佛教艺术东渐中的丝路遗珍③｜高善穆石造像塔

　　古代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佛教文化东渐的关键“驻泊地”。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表明甘肃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较早且兴盛之地。十六国时期的甘肃地区先后被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西凉及北凉统治或部分统治，佛教与佛教艺术在甘肃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以来，在甘肃敦煌、酒泉、武威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石塔，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的北凉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石造像塔，是现存北凉石塔中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此塔为现已发现的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的最早实例。

　　人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最初，人们修建佛塔的目的就是供奉佛舍利、经卷、法物。佛塔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在数千年的岁月演变中，佛塔最初如同一只倒扣的钵，故名覆钵式塔，而随着佛教本土化的传播，覆钵式塔逐渐演变为亭阁式、楼阁式或者密檐式的佛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不仅是印度浮屠传入河西走廊的见证，也是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式塔最早的实例。这座石塔由黑色玄武岩雕成，高44.6厘米，底径15.2厘米，由宝顶、相轮、踏颈、覆钵、经柱、基柱六部分组成，基座已佚。基座之上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菩萨八身，七身立式，一身端坐莲台，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塔基上为圆柱覆钵形塔身，上刻隶书发愿文与经文36行，内容是《增一阿含经·结禁果》中的一段，纪年为承玄元年。

　　铭文写道：“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显然，这座塔乃是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祈福所造，所以这座石塔被称为高善穆造石塔。 铭文中除了佛经以外，铭文最后一部分，“承玄”为北凉开国君主沮渠蒙逊的年号，承玄元年即公元428年。

　　公元412年，十六国北凉政权的建立者——河西王蒙逊，即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定都姑臧，称河西王。此时的北凉控制今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的一部分，是凉州一带最强大的势力。

　　沮渠蒙逊是临松卢水（今甘肃张掖）人，他的祖先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后来便以沮渠为姓。沮渠部是匈奴的一支，其先祖世为匈奴左沮渠王，他们以部落为姓。东汉时，因初居卢水（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又称卢水胡。三国时向南扩展到今四川北部，一部分则居于今甘肃武威附近，原以游牧为业，后部分改为农耕。

　　史料上说，这个沮渠蒙逊虽为北方蛮族却博览史书，还颇晓天文。从397年到439年，这段时间内，北凉王国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他们开辟了不少的石窟，尤其以凉州石窟最为著名，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天梯山石窟。

　　198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和 “凉州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凉州模式”。他综合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第四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等考古资料基础上，认为在河西地区存在一种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有鲜明的西域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的佛教造像模式。这一艺术模式后来对北魏时期云冈等石窟的开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典范作用，进而对佛教艺术在北魏的遍地开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头来看这座佛塔，它虽然拥有西域风的塔身，但塔宝盖顶部，却阴刻了北斗七星。此外塔基八面，每一面都刻一人，分别为4男4女。男像上身袒，戴项圈，下着犊鼻裤，均有圆形头光。女像上着圆领对襟衫，下着曳地长裙，手捧花或宝珠，每身像左侧上方刻八卦符号，其排列与《说卦传》中的八卦方位顺序一致。八尊像分别依次代表着龙、树、狮、鸟、河、山、火、象、珠、风神等。

　　学者研究表明，此塔在塔肩开龛造像，塔身刻经文、发愿文、僧俗供养人姓名等做法在佛教盛行的西域等地并未发现，这恰恰也说明了佛教东渐中国本土化的时代背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道教已经在中国兴起。此塔正体现出佛教与儒、道等相互融合，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撞击和融合，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和佛教思想的重要标本。此塔也就当之无愧成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除了高善穆石造像塔的历史价值，单说佛塔的艺术价值，也有诸多值得品评之处。

　　整块黑色岩石质紧密细腻，雕工精巧，造型端庄典雅，神韵浑厚。除此之外，塔身上宝顶、相轮、塔颈、覆钵、经柱、基座一应俱全，配置和谐，结构也是颇具匠心。

　　塔身上的字体点画有力，用笔沉着，行距固定，字距自由，形成劲健犷悍的风格。整体上给人一种瘦硬犀利，刀劈斧砍的感觉，同时线条上也有着强大的弹力，如同强弓劲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