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事（上）

　　１９９３年编造的个人简历中称：“本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８岁时修炼圆满”，“１２岁时，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１９７２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所学”，“１９７４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直到出山”。在组织编写的《先生简介》中又称：“８岁得上乘，具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迹”，欺骗了众多“”练习者。

　　经查，，男，１９５２年７月７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公主岭镇），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９年，先后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第四中学、第四十八中学读书，初中毕业；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先后在总后２０１部队八一军马场、吉林省森警总队吹小号；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在森警总队招待所当服务员；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１年转业到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１９９１年停薪留职后从事“气功”活动，１９９２年５月起传播“”。

　　据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证明：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将出生年月日由１９５２年７月７日变更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经查公安机关“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原在单位保存的《专职保卫干部登记表》、《干部履历表》，的出生年月日也均被涂改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但其《职工晋级定级报告表》、《入团志愿书》以及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办理和１９９１年３月３１日补办的身份证上，出生年月日仍为１９５２年７月７日。

　　为何要将生日由１９５２年７月７日改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呢？原来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我国农历的四月初八，而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将自己改为与佛祖同日诞生，其目的是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

　　经调查走访，小时的同学、老师和邻居，都说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学习成绩很一般，唯一的特长是吹小号。对其编造的“学法修炼”经历，纷纷说是“胡扯”，“不可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军马场、森警宣传队期间的领导及同宿舍战友也都说，就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兵，性格内向、自负。当时紧张的排练、演出工作，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作息制度，使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修炼什么功法。在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时的领导、同事同样反映，在１９８８年参加社会上气功学习班之前，根本不了解什么“功法”、“修炼”之类的事情。

　　受社会上“气功热”的影响，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跟随气功师李卫东学练“”，并参加了两期学习班，后又跟随气功师于光生学练“九宫八卦功”。以这两门功法为基础，去泰国探亲时又摹仿其它舞蹈的某些动作，拼凑了“”功法。的早期弟子李晶超、刘玉清等证实：“”的功法动作是与李晶超共同设计的，直至“出山前的一个月才初步成型”。办班的初期，是由李晶超在台上演示动作，作讲解。的早期合作者刘凤才还对功法讲义作了７０多处修改。打坐莲花“法像”，是其早期弟子宋炳辰将其照片拼接上莲花瓣剪纸，再画上背后的佛光，制版而成。李所穿的黄色练功服是在商店购买的戏装。

　　事实证明，自吹的“１９８４年起在师父们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多年苦修的独传，悟创一种适合普及、最方便众生的真修方法，后经反复推敲、演练、生化，最后经上师认定后准予弘扬，取名为‘’，１９９２年出山传出后，被师父们称赞为高德”，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

　　事实并非如此。于１９９２年创立“”后，在北京就设立了“研究会”，自任会长。此后，又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３９个“”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了１９００多个辅导站、２８０００多个练功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

　　“研究会”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辅导总站一切事务，审批各地“”组织的机构设置，任免主要骨干分子的职务。还制定了《对辅导站的要求》、《弟子传法传功规定》、《辅导员标准》、《修炼者须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活动组织化、规范化。

　　作为“”的最高头目，经常发布指令。今年３月３１日，对“研究会”起草的“关于严格清理私自流传非资料的通知”签署“同意，快发！”立即传到各辅导站、练功点执行。“研究会”也以最高组织机构的名义经常向各地站、点发出通知、公告等，还设有专人，或者利用互联网、电话、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与各地站、点联络，传达及“研究会”的指令，指挥协调各地的活动。今年５月以来，虽然在国外，但国内“”练习者却不断收到他“我的一点感想”、“安定”、“位置”等被称为“经文”的指令，传达速度之快、流毒之广、影响之坏，也都与其有一个组织系统有关。

　　“研究会”及各地总站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弘法”、“会功”、“庆典”、“纪念”等大规模活动，还针对各地新闻媒体报道、刊载揭露“”的文章及有关部门禁止出版发行“”书籍和音像制品，多次策划、煽动众多“”修炼者有组织地围攻新闻出版单位和党政机关，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１９９８年５月，“研究会”及北京总站的一些骨干煽动千余名“”修炼者围攻北京电视台。北京总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因对此次活动态度不积极而被免职。

　　“弘法”初期，通过举办培训班聚敛了大量钱财。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在长春教功售书就收入４２８３００元，在全国各地办班收入７８９０００元，共计１２１７３００元。其中在哈尔滨办班时间只有几天，但听课证每张却高达５３元，净收入达２０万元。

　　此后，又称“想学好就必须读书，看录像，听录音练功”，通过“”组织大量印制书籍、录音带、录像带、ＶＣＤ等，以每套３００元的价格在练习者中出售，并极力吹嘘自己的“法像”和“徽章”有“灵气”，鼓动练习者购买。近年来，又“推出”练功服、练功垫，将原来出版的“”书籍印成价格更加昂贵的“精装本”，向练习者兜售。还宣扬“有施才有得”，以小施获大得，从众多练习者中骗得了数额不等的“捐款”。

　　５月２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报》、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班”，极力回避他与事件的关系。４月底，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海站记者史可雷的电话采访时，也否认其幕后操纵“”修炼者到中南海聚集，声称对此次行动全然不知。

　　４月１９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天津市部分“”练习者因对此不满到该校聚集、静坐。至２２日人数已达３０００余人，严重影响了学校师生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

　　就在此时，突然以商业人员的身份，持回美证（号码：００１１０６７８７，中国签证号００３８２１），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ＮＷ０８７次航班于２２日下午５时３５分从北京入境，２４日下午１时３０分又匆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ＣＡ１０９次航班离境赴香港，在北京共停留４４个小时，入境卡和出境卡均为亲笔所填。

　　也就在入境的第二天，４月２３日，部分“”练习者聚集天津师范大学的事件迅速升级，人数猛增到６３００多人。２４日上午，在还没有离境时，北京等不少地方的“”练功点都纷纷接到通知，要求２５日组织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集体练功”。

　　在《转》等书和多次“讲法”中称，“德”是一种白色物质，与其对立的是一种黑色物质，称为“业”力。胡说他“在讲的时候，陆陆续续给大家腹部下了”，“正转时，会从宇宙中吸收能量，供给你身体各部分，即度己。反转时会放出能量，在你周围的人都能受益，就是度别人”。修炼“”就能够凭借这个“”提高“德”修，降低“业”力，净化身体，最终达到“开功、开悟、功成圆满”，“灵魂不灭”，并将人度到“天国”极乐世界。还宣称，人生病是前世造“业”欠债的现世报应，“生老病死是有因缘关系的，人在以前做过的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了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还业债”。“练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练功能治病”，“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还把阻止练“”的人称为“魔”，胡说什么由于这些“魔”的存在而破坏，不让人得法，云云。

　　一些“”练习者受歪理邪说的欺骗、迷惑，有的患病后拒绝去医院，不打针、不吃药，贻误治疗导致死亡。有的因练“”自杀身亡或精神失常。有的甚至采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他人。因此说，不是在度人，而是在害人。“”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恶果不胜枚举。仅北京两所精神病院收治的因练“”导致精神失常的病例看，１９９６年９例，１９９７年１０例，１９９８年２２例，１９９９年上半年就有１６例，呈逐年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