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宅居住对人生的重要性

　　对于阳宅的重要，《黄帝宅经·序》明确指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横，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接着又说：“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为此，结论是：“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代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上至国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民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

　　由于“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宅安，即家代吉昌；宅不安，即门族衰微”的传统说法，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阳宅风水的好坏，十分重视。《晋书·魏舒传》记载，魏舒幼年丧父，寄养在外祖父的家里，后来“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父见魏舒年幼聪慧，认为一定会如相宅者所说的话。魏舒也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这里，魏舒的意思显然是说，我长大后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业，以证实舅氏门宅当出贵甥的说法。由此我们今天看出了当时相宅风气的盛行，和人们对居宅风水的重视。

　　在古人的眼里，阳宅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代吉昌”或者“门族衰微”。在《晋书》里，还另有上党鲍瑗家因为“安宅失宜”，而多丧祸贫苦。当时，鲍援被丧祸贫困搅扰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便去请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后，根据所得卦象说：“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鲍接回答：“是也。”

　　淳于智又问：“此人已死耶？”鲍接回答：“然。”接着，淳于智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请买还，悬此三年，当得物。”鲍援听了他的话，前去市上买来马鞭，把它挂在大桑树上三年。后来鲍援浚井，“得钱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余万”，于是家道中兴。

　　三国时，吴国孙皓流徙丁奉一家。到了晋朝，在丁家的旧宅先后住过的有周凯、苏峻、袁真、司马秀等大户人家，然而都纷纷“凶败”了。此后，又由减焘去住，“亦频遇丧祸”，所以当时有个名叫王富绰的人，平时“常以正达自居”，认为“宅无吉凶，请为宅，未经择吉，即造筑，结果仍然未居而败。”

　　为了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图》“望百家宅法”很有趣，说：“有赤气者，家有泛财。白气人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在阳宅风水中，《宅经》曾指出：“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人一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住宅家中度过的。住宅本身及环境的好坏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极大，所以自古以来，住宅便倍受人们的重视。因此，风水学中分离产生出专门研究阳宅住屋的阳宅学理和阳宅学派自然是在情理场之中的事了。

　　我国历代先哲都很重视阳宅文化建设，《释名》云：“宅，择也，言择吉处而营之也。”历代名人的住宅，大多选在风水宝地，如百里溪、范蠡、郑玄、陶潜、谢玄、嵇康等人的宅地被传诵千年。传闻光武帝的旧宅在六安县，靠近白水，取龙虎白水之义。风水师称为最好的阳宅有两处，一为山东曲阜孔子旧宅，地居泰山之下，沫泗二水交流，乃是平原得水之贵格，故子孙福祚绵远，千万年不绝；一为江西龙虎山张道陵旧宅，有青龙白虎盘踞之势。历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阳宅的论述。

　　《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日：室高足以御辞润湿，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这段文字说明上古的民宅是傍山陵阜而建。

　　《左传》记载，齐景公建议晏子重新选地盖房，理由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这说明住宅环境对处理政务有影响。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围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囿，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要求。

　　《御览·居处》引王隐《晋书》记载：魏舒从小丧父母，住在外祖父宁氏家，“宁氏起宅，相者云当出贵甥。”上党有个鲍瑗请人相宅，宅修好了，仍有灾难，术士淳于智批判原来的相宅者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这说明，至迟在晋代，就有了专门从事相阳宅的风水师。

　　唐代，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通阳宅术。《丑庄日记》记载，泓师为大臣张说相宅，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后来，宅东北无故陷丈余，张说欲平地，泓师断言：“公当富贵一世，而诸子将不终。”并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痛补他肉无益也。今人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岂不料哉，君子无惑焉可也。”这说明阳宅文化日益盛行。

　　宋代高似孙在《纬咯·宅经》归纳阳宅与吉凶的关系云：“凡宅东下西高，富贵雄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户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后高前下，名日晋土，居之并吉。西高东下，名曰鲁土，居之富贵，当出贤人；前高后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日卫土，居之先富后贫。”这些定论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值得探讨。

　　明代吴江人计成撰写《园治》一书，对兴造相地、立基、屋宇均有论述，主张阳宅因地制宜，不拘方向，任其自然。

　　清代，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前左角，称为青龙门，风水师称这种坎宅巽门最吉利。《鲁班经》可算是总结性的经典。

　　什么样的阳宅吉？什么样的阳宅凶？我国自古以来有两大流派，一是形胜派，二是理气派。形胜派注重山川的来龙去脉，讲究明堂砂水和方向，把特定的阳宅放在客观环境中考察，强调实践性和效果性，为民众广泛接受。

　　形法家。又称形势、峦头、峦体、形家、江西之法，代表人物有郭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双湖、周景一、俞廷举等。代表作有《葬经》、《撼龙经》、《玉髓经》、《葬法心印》、《泄天机》、《平砂玉尺经》、《堪舆管见》、《地理人子须知》、《披肝露胆》、《搜玄旷览》、《山洋指迷》、《地理知止》等。主要内容是注重龙、砂、穴、水相配，山川形势有情。

　　由于形法家的发起和传播范围主要在江西，所以又称江西之法。形胜派要求到野外看地形，须要眼力、足力。研究方法讲求实际，因此涉及不少真实的地理知识，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或起过一些推动作用。而风水的精华也主要是形家的研究成果。

　　风水的另一流派是理气派，此派以气说、阴阳、五行、八卦、十二干支、二十四节气、星命、吉凶禁忌揉和在一起，有一套复杂而神秘的理论体系。

　　理气家。又称方位、宗庙之法、屋宅之法、罗经之法，主要内容是五星八卦。五星即五行，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推定生克道理，又须乘气作向，控制消纳，因此太极、河图、洛书、八卦、天干、地支、阴阳都成为这一派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有元运说，以甲子六十年为一元，配以洛书九官，经历上、中、下三元为一周，再经历三周五百四十年为一运，合九个六十花甲，即九个甲子。每元六十年为大运，一元之中，二十年为小运，用这种方法占卜地气的旺、相、休、囚、死。这个学说出自元末明初宁波幕讲僧，五代无此说（《灵城精义》）。

　　传说理气这个学派始于闽中，流传浙江一带。宋时最盛行，而以王伋为代表。由于以方位论五行，所以它离不开罗盘，罗盘成了这一派的规矩。在罗盘中有二十四个方位，有管局九星，有三合九星，九星之外又推演催官，增入二十八宿宿度，非常繁琐，以致使罗盘的层次达到二十四层。理气家不用到处考察山川，只在一个地点从罗盘上推演，前有杨盘，后有蒋盘。理气起源于秦汉五音、五姓，南北朝时梁有《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等。唐代邱延翰把罗经方位由十二位增加到二十四位。杨筠松、曾文迪、赖文俊、廖

　　禹、张子微、蔡牧堂等人兼谈形势、理气。宋代盛行的国音说即五姓说。理气的代表作有《青囊奥语》、《青囊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专论理气的代表人物有王伋、张子微、幕讲僧、蒋大鸿等。

　　对理气派后人有许多批评，说它“流弊之极”（《地理末学》）。“舍形势而勿论，独以卦列、天星、理气等说惑人”（《堪舆完孝录》）。“天星理气之说亦不足凭，龙穴不正，天星虽吉而亦败。龙穴既的，天星不吉而亦发。故智者但求成穴之假真，勿泥天星之凶吉”（《地理正宗臆解》）。“惟有姓音不可凭，谬妄最分明”（《人子须知》）。“理气各家，妄谈神秘，使人疑惑，久停不葬，为害不小”（《地理末学》）。“今时盲师横议，正义滋隐。崇饰方位，杂以天星，非分推求，妄加拘忌，于是形家的学说废，而山川之本失”（《葬经翼》）。“后之学地者，断断不可信一切理气无稽之邪说”（《地理知止》）。这些意见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