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为何值得一读？

　　首先，认为莱布尼兹根据周易八卦发现的二进制，甚至因为周易才有计算机的自嗨说法，当成笑料就行；其次，认为周易仅是记录了先民对世界的简单认知，这个观点虽然没错，但还不够全面，在此之外《周易》还呈现了上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相比于《周易》里的那些知识，这种思维模式才是真正越过了千年，到今日仍有一定影响，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印度、欧洲都迥然不同。

　　因为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受《周易》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认知《周易》的思维模式，来探寻从西周到战国，周人的王官之学是怎样演化成诸子百家的。

　　《周易》一书，分为周人原始的卦辞、爻辞，和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对卦辞、爻辞的理解即所谓“十翼”，包含《系辞》《彖》《象》等。这两套系统其实很不同。

　　周人的卦爻系统，实际上是周朝的政治神学建构，这个建构过程按后人的注解，其实一直延续到了周宣王的时代，绝非文王、周公时代的原貌。

　　周人确实有把本部落的一些史事写入卦爻之中，但是有意含糊其辞而且也只是卦爻内容的一部分，绝不是什么“周文王的秘密日记”，更没有蕴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商周时代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周天子的身份是国君兼职巫师。周人的这套系统，代表的是周天子对宇宙的表述。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兴起，虽然孔子自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典籍也确实是取自周朝王官学的内容，但实际上孔子作为殷商后代，亲近东夷，身上是有多重文化底色的，对于上古典籍他是兼采三代，可能因为周朝制度最复杂，采自周朝的多些，但无论采自什么时代，都经过了他的筛选。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算他真的按自己所说，“述”哪些内容也是有筛选的，实际上也就用孔子本人的世界观修改了周礼的意蕴，具体操作方式是以“仁”的原则来筛选上古的“礼”，无论商周甚或是石器时代，符合的收录，不符合的不收录。

　　“仁”作为原则的提出，既与东夷较简单、质朴的社会风俗有关，也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从而有资源去实现仁道有关，前者是理论来源，后者是先决条件。孔子就像欧洲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思想家，在新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下，利用和改造古代（希腊、罗马）的思想资源来建设好的社会。

　　其区别在于，周制虽不如希腊、罗马的制度夺目，而儒家又颇具经验主义风范，重视社会传统的作用，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颠覆性变革，所以纵然随着商业的发展，儒家有很多共和方向的主张，但仍然选择依托在等级制下表述，不过已经从实际上改变了等级制的内涵。

　　这种改变，我们对比周朝的古籍原貌与儒家的再阐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其中最清晰的就是《周易》了，因为在《周易》中，周人的原始卦辞、爻辞和儒家的阐释“十翼”是截然分开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其中差别。

　　比如“震”卦，周人卦爻辞的本意，是对关东土著要时时予以和震慑，才能保持统治，比较黑暗，儒家在《象》中给改造成“君子以恐惧修省”；“艮”卦，周人卦爻辞的本意，是在的基础上还要对关东土著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令其自觉地不敢反，相当凶恶，儒家在《象》中则给改造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人畜无害了。

　　可以说儒家的阐释远比周朝健康、正义，儒家号称“从周”，但孔子对周制的改造令其远远地高于周制，所以才会出现孔子、子思、曾子、孟子这样放诸当时世界来看也毫无愧色的思想巨人。

　　如果完全地依从周制，将“礼”放在“仁”之前，则只能产生荀子这样的小人儒，直接导向法家。所以说“周秦之变”固然变化巨大，但之所以能变成，乃是“周中有秦”之故。

　　不过，虽然周人的原始卦爻辞和儒家的再阐释在精神上颇有区别，但在卦、爻的运作机制上却是相似的，里面包含了许多原则，如：

　　第一，初（一）、三、五为阳位，二、四、上（六）为阴位，阳位阴爻、阴位阳爻属于错位，容易不吉，反过来如果是正位则容易吉。比如“家人”卦的四爻“富家，大吉”，本来处于两卦之交不吉，但因为是阴爻，与四的阴位契合，所以转吉。

　　第三，三、四爻为两卦之交，是动荡的区间，容易不吉。比如乾卦总体上是一个吉卦，但三爻就要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四爻要求“或跃在渊”，才能“无咎”，免于灾患。

　　第四，二爻、五爻分别为上下两卦的中位，所以特别尊贵，五爻因为在上面且是阳位，又比阴位且在下面的二爻更尊贵。吉卦这两爻容易大吉，凶卦的这两爻容易有转机。比如总体上较吉的乾卦，九二“见龙在田”是吉，九五“飞龙在天”是大吉；又如总体上较凶的剥卦，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可以防凶，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则是吉了。

　　第五，初爻-四爻，二爻-五爻，三爻-上爻，属于两卦中对应的两爻，如果一阴一阳，阴阳互济，就叫“有应”，易吉；如果都是阳或者都是阴，同性互斥，就叫“无应”，易不吉。同样以上面提到的“家人”卦四爻“富家，大吉”为例，令凶险的四爻由凶转吉的一个原因是阴爻契合四的阴位，另一个原因则是作为阴爻，与其对应的下卦初位为阳爻，阴阳互济，因而有助于转吉。

　　第六，阴爻与阳爻相邻，是阴阳相济，易吉，但如果阴在阳上，属于颠倒次序，容易削减吉的效果甚至转向不吉，反过来阳在阴上则易吉。如“震”卦，初爻为阳爻，二爻为阴爻，二爻属于以柔乘刚、以阴凌阳，顺序不对，故不吉，曰“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同卦的三爻为阴爻，四爻为阳爻，三爻属于以阴承阳，顺序是对的，所以三爻本来动荡凶险，也可避免灾患了，故曰“震行无眚”。

　　第七，六爻可以用来比喻国家、人体、政事等很多事物。因为六爻本身是政治神学的载体，所以用来比喻国家时为多，这时越上面的爻地位越高，如上爻比喻太上国君，五爻比喻人君，三四爻比喻大臣，初二爻比喻小臣等，有些卦的意义就是从这种比喻中生发出来的。

　　也可以换个角度，从三才天地人的角度来看六爻，初二爻象征地，三四爻象征人，五上爻象征天，然后通过天地人的活动来想象各爻的阴阳属性，给卦象赋予意义。

　　第八，上爻一般会是该卦的结束和转机，凶卦在上爻易转吉，吉卦在上爻易转凶，体现的是什么事做过头了都会向反方向变化，所以强调做事适中，过犹不及。比如乾卦的五爻是“飞龙在天”，上上大吉，但再进一步就过犹不及，六爻就“亢龙有悔”了。

　　第九，每一卦的六爻阐述的不是该卦卦名的具体性质，而是其代表的变化进程和发展趋势，将以上原则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一卦的趋势。用《周易》占卜，卜的也是趋势。

　　比如诸葛亮死后，杨仪想要继承诸葛亮的位置，占卜得到“家人”卦就闷闷不乐。因为“家人”卦显示的是经过家内妇女保持安分、柔顺、谨慎最终得到“家和”的过程，否则就不吉，得不到好结果，而杨仪颇具野心，从“家人”卦的进程来看，他的追求得不到好结果，所以不高兴。

　　从这些原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中国人不同于欧洲人、印度人的基本思维模式。张祥龙教授的《中西印哲学导论》对此有精彩的讲解，但笔者在此基础上仍有补充和商榷，总结如下：

　　一是重视事物的两面性，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积极中有消极，消极中有积极，而且这两者还缺一不可，且可以互相转换。

　　这造成的结果是更重视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

　　二是阴阳两面虽然缺一不可，但阳是主，阴是仆，《周易》虽然认为不能没有“阴”，但处处强调阴要服从于阳，在多个卦象中体现了征服者周人对被征服的关东土著和控制。

　　所以，中国传统中的另一基底思维是同时以上位者的刚健和下位者的柔顺为美德。儒家的再阐释将这种意蕴转向“一个人应该同时具有阴阳之德”，但因为要依托传统发言，未能将周人的意蕴完全去除。本来路可以一步步走，慢慢去除也不妨，但因为社会变革导致政治脱缰，秦制帝国的出现大大地强化这种意蕴，儒家没有天时再徐图改变了。

　　三是重视事物的变化趋势。《周易•系辞》强调“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一定要感知事物变化的趋向，研究和掌控“天下之至变”，找准时机来达成目的。不同事情的事机是非常不同的，“易”字本身就是变化之意，所以时、势、机具有较强的随机性，而没有太多原则性的约束，抓到时势和事机就是本事。

　　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儒家虽然接受了《周易》的变化思维，但是仍然试图将其原则化。而道家致力于掌控势，兵家、法家则以势为能，到后期还蔑视原则，阴阳家的推演虽然复杂但也是只重趋势不重原则，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共同推动了秦制的形成，不能不说其中有《周易》思维的影响。

　　四是强调做事适度，过犹不及，各卦的上爻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明证。这种思维的好处是不容易走极端，坏处是缺乏对事物穷究到底的激情，所以对社会的体察很到位，但抽象思维和钻研精神有所欠缺。

　　自居为“天下之中”是全球原始人共有的思维，随着地理天文的发展，这种思维就会慢慢被抛弃了。

　　即便受到这种思维影响的中原周边地区，其程度也不如中原，比如藏地的佛寺大殿虽然也是左中右三路排列，但分别代表佛、法、僧，中路并不特别尊贵，日本则无论是天皇居住的御所还是幕府将军居住的二条城、江户城，建筑物都错落有致，也不强调中路，全无紫禁城建筑那种整饬的秩序感。

　　中原因为诸般原因，这种思维得以一直延续下来，过于自大，并非好事，加上强调位置的“正”的概念，容易走向僵固化。不过儒家的再阐释把中、正两个等级概念道德化，将其意蕴改造为适度、合宜，实质上消解了其消极面。

　　这几种思维特征没有绝对的好坏，本身都优点、缺点并存，儒家的再阐释基本上在把这些思维中的缺点往好的方向引。今天的中国人思维已经不一样了，不过多多少少仍有残余，仍会不自觉地亲近与此相近的思想。了解自己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世界，所以《周易》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