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经世什么意思—读书经世即真儒是什么意思

　　朱熹在诸多问题上都与二程保持高度一致，唯独易学思想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程颐跟弟子们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张栻认为程颐之所以推荐大家读王弼、胡瑗和王安石的易注，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摒弃了象数派的方法——不讲互体，专说义理缘故。程颐偏向易学中的义理派。

　　朱熹则说：“《易》是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他认为程颐的方法跟王弼类似，他们都把《易》的范围给缩小了。朱熹说：“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是说得一理。”“已前解《易》，多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方都作道理说了。”

　　在朱熹看来，如果《易》的卦象只是用来说道理的话，那么它便成了一部“譬喻之书”，就像《庄子》借寓言来说理一样，失去了卜筮的原旨，这种方法不是在解读《周易》，而是儒者借《周易》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已。因此，朱熹不能认同程颐解读易学的方法，他渴望恢复《周易》的原旨，并建立起一种能够综合象数与义理的新易学思想，用象数来讲卜筮，然后从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说明义理。这种新易学思想的先驱便是邵雍。

　　朱熹不认同程颐的《程氏易传》因而编了《周易本义》，二书同时成为明朝的官方教科书

　　邵雍跟程颐是好友，但他们的易学思想差异甚大，程颐说邵雍是“空中楼阁”，有“偏驳”之病；程颢则婉拒了邵雍要传授易学的好意。邵伯温说：“先天之学伊川非不问，但先君秘而不言。”二程与邵雍在易学思想上颇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味。朱熹则特别欣赏邵雍，他说：“伊川《易传》亦有未尽处。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却轻之不问。”在《周易本义》里，更是把邵雍的《先天图》放在卷首，他写的另一本《易学启蒙》更像对邵雍易学的研究之作。

　　邵雍属于易学中的图书派，是象数学的承继。义理派的王弼曾说：“言生于象”，“象生于意”。他把“意”比作鱼兔，把“象”比作筌蹄，讲“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理解了“意”之后就不需要再去执着于“象”跟“言”了。邵雍则说：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言著则意显。象数则筌蹄，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谓必有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

　　他虽然也承认“象数”生于“意”，但反对王弼“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的主张。“得意”必然要经由对象数的研究，舍弃象数而不谈，却希望能够“得意”，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邵雍跟陈抟一样，主张意、言、象、数四者不可缺一。对于意、言、象、数，《观物内篇》做了解释：

　　“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

　　通过意、言、象、数，便可穷尽事物的性、情、形、体，知晓其生、长、收、藏的规律，这便是皇帝王伯之道。在邵雍的易学逻辑里，数是最基本的东西，通过推数来明象，进而得到意言，意言就是最终的事物之理，因此他说：

　　“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故不入于理也。”。

　　“以数入理”就是邵雍的易学逻辑，他通过研究数来逐步上升，最后认识理。如果像王弼、程颐那样，专注于意言，只是说理，遗失了掉象数，不对象数进行研究，那就等于是从结尾开始了。

　　《 庄子·天运》里有个寓言故事，讲孔子拜访老子，说自己已经遍读《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为什么还是得不到重用呢？老子回答他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认为言辞经典只是先人的足迹而已，拘泥于言辞经典，最终无法走向大道。真正的道是不可言传的，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也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邵雍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发明了“先天之学”，他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先天之学是心法，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言传；后天之学是效法，可以通过文字书籍而学到。儒者们所说的其实都是后天之学，他们口传书授，却没有心领神会，只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执着于脚印，反而忘记了踩出脚印的鞋子。

　　邵雍的易学以数作为起点，他假定了只有数而无言、意的状态。既然要通过数来推出言、意，那就不能直接使用《周易》，因为《周易》的文字不仅属于言，而且还表达出了意——要跳出《周易》去理解“易”。他大胆地说：“须信画前原有《易》。”认为在伏羲画卦之前，易理就已经存在了，易理并不是《周易》成书后才形成的，它本来就存在着。后儒拘泥于文王、周公、孔子编的《周易》，就如同一个研究物理世界的人拘泥于《物理学》教材，却不肯面向活生生的自然界。

　　陈抟、邵雍的图书派其实就是希望突破《周易》的框架，建立起一种新的易学体系。因此，在八卦数字、八卦方位、卦变次序等方面都与《周易》不同。图书派为神化其说，便托名是伏羲之《易》，在各种图前都冠上“伏羲”二字；而根据《周易》画出来的图，则冠上“文王”二字。并说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还有孔子之易。

　　朱熹也说《先天图》不起于邵雍，在陈抟之前就有了，只是秘而不传的缘故。主要在方士里传授，世人不得目睹。还说《太极图》在《先天图》的范围之内，《先天图》是一副很古老的图。后人更是进一步神化，认为《先天图》是伏羲画出来的，比《周易》还要早。如郑少梅在《先天图注自序》里就说扬雄的《太玄经》、关子明的《洞极经》、魏伯阳的《参同契》和邵雍的《皇极经世》都本于《先天图》，把图的年代追溯到了秦汉之前。

　　程颐与邵雍交游三十余年，对于《先天图》的来历是很清楚的，他不会相信《先天图》就是伏羲所画。所以他批评邵雍的易学方法是“空中楼阁”，纯属虚构，缺乏根据。而朱熹却反过来捍卫邵雍，干脆曲解程颐的话，说“空中楼阁”是四通八达的意思。

　　《周易·说卦传》说：“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图书派根据《说卦传》的描述，画成了八卦的方位，图中上方是南，下方是北，左是东，右边是西。这个排位顺序与邵雍的《先天图》不同，后面将加以对比。

　　朱震说《伏羲八卦图》由王豫传给邵雍，最后再由郑史（疑为“郑夬”）传出来。传说伏羲初画八卦，称为初乾、初奭、初艮、初兑、初荦、初离、初釐、初巽，是最初的八卦。后来才两两相重，变成了六十四卦。邵雍用这幅《伏羲八卦图》来讲述六十四卦出现的次序。在朱熹编的《周易本义》中，图名改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一般说的《先天图》就是这幅，莱布尼兹所看到的也是这幅。

　　李挺之把《六十四卦相生图》与《变卦反对图》授予邵雍，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传给陈四丈。这两幅图包含了图书派的卦变理论。

　　在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李挺之的两幅图合并成了《卦变图》。卷首又加入了《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八卦次序图》里提出了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不同于《说卦传》。

　　对比《文王八卦图》，我们发现《伏羲八卦方位图》里的八卦排序与前者完全不一致。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根据邵雍的“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加一倍法理论而画，推导出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与《周易》的排序不一样。

　　朱熹把《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合称“伏羲四图”，认为里面完整的概括了邵雍的先天图思想。

　　后面我们将分两节来介绍邵雍的易图思想，第一节讲述“伏羲四图”的关系，并说明它们与《周易》的区别在哪；第二节则讲述李挺之与邵雍的卦变思想，并介绍《卦气图》。《皇极经世》就是在《先天图》的基础上写作的，《先天图》将是读懂《皇极经世》的一把钥匙。